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5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担负文化使命的历史嬗变、叙事策略及经验启示

陈美竹，岳 强

（东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2)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有信念、有信仰、有信心的觉醒政党，凭借着对文化高度且深刻的自觉，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主动担负起文化使命，使中国文化重获新生，文化建设成就斐然。回顾中国共产党担负文化使命的百年历史，先后经历了以文救国、以文立国、以文富国、以文强国的历史嬗变，构成了一部主体性叙事、问题性叙事、结合性叙事策略相互交织的宏大史诗，深刻昭示了党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握时代变化规律与文化发展规律，保持高度的使命意识、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文化发展哲理，为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历史嬗变；叙事策略；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G120；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25）06-0009-10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1］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连接着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清醒认识自身的文化责任，践行文化使命，为发展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懈奋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系统性部署，明确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2］，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坚强决心。当下，回顾并反思中国共产党践行文化使命的历史嬗变与叙事策略，总结其经验启示，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建设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历史嬗变

党的文化使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臆想出来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研究党的文化使命，必定要回归到其具体历史情境之中。梳理党的文化使命的历史嬗变脉络，按照学界公认的党史分期进行划分，共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文化使命既一脉相承，又蕴含独特的历史背景、核心任务与实践路径，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谱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文救国——展开破旧立新、救亡图存的文化启蒙与斗争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发轫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场域，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使命必须服务于政治任务的完成，即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同时，亲眼见证国家从泽被四方、万邦来朝的东方文明中心急转直下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3］境遇的中国人民陷入了“自我矛盾”的文化危机之中。上层建筑层面，中国人民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与渴望愈发强烈；经济基础层面，他们还停留在传统农耕文明的封建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因此，破旧立新、启蒙开智是这一时期党的一个历史任务。面对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4］697踏上了“文化救国”的道路，立志“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4］663。

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创办《新青年》《向导》等刊物、组织工会农会、开展平民教育等方式，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型文化形态重构中国人民的精神秩序。土地革命时期，党认识到“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5］，通过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创办列宁小学与夜校，创作《打土豪分田地》红色歌谣等方式，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破除禁锢其已久的精神枷锁。抗日战争时期，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文化统一战线，才能统一思想，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力出一孔。其中，党重点发挥了知识分子的力量，在文学界，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新创办的文学期刊就高达约1177种。在文艺界，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党引导各文艺团体“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6］。1940年，毛泽东写下《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释了革命文化的总方针与总路线，明确了中国的革命文化是为人民大众而生。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使文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随着文化统一战线的不断扩大，党对如何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问题的认识也愈加深刻，完成了由“无产阶级的文化”到“苏维埃文化”，再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确立。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环境中，党加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人民性的宣传。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把“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作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强调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708，所有表述均重点突出了人民大众。1949年党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区与国统区两大区域文化力量在“人民性”旗帜下成功会师，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完成了革命胜利前夕新政权文化的预演。国际环境中，党加强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向世界传播“红色中国”革命故事，进一步获得了国际反帝力量的理解和支持。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文立国——落实立纲固本、独立自主的文化定调与转型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彻底终结了长达百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史。政治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会随之迎刃而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危机尚未彻底摆脱，浸透在中国人民头脑深处的封建思想尚未完全根除，革命文化也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因此，这一时期不仅需要担当文化使命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完成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自我蜕变，文化使命本身也需要完成将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定调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将传统的旧文化转型为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新文化的重大任务。党在“定”与“变”的双重节奏中展开了对“文化立国”的进一步探索。

一方面，为了立纲固本，完成文化定调，党将文化的阶级属性与政治效能置于高位。一是明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应该由马克思主义统领一切文化，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理论教育层面，党充分发挥党校、学校的教育作用，以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工作、开展经典研读与理论探讨活动等方式，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在组织机构层面，党组建人民宣传网络，建立健全中央及地方各级宣传部门，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管控。二是明确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带领劳动人民实现“文化翻身”。党积极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改革，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同时，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知识的力量改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使他们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完成文化转型，党全面学习苏联关于文化建设的政策方针、管理模式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这的确是推动我国迎来文化建设高潮的强大力量。然而，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机械照搬、盲目移植等教条主义，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文化发展活力不足。党在反思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文化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要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国要独立自主地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必须“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7］。对此，党进一步提升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总方针，以活跃、活泼的社会文化氛围回应人民对丰富精神生活的美好向往，向构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8］目标更近了一步。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文富国——实现解放思想、凝心聚魂的文化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使命，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总布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这一时期党的文化使命迎来了新一轮的“破”与“立”，党既需要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克服“左”的思想路线错误，克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问题，以高度的自信心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理想与价值，重新思考适合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更需要凝心聚力，以高度的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真正走上物质与精神共富的“文化富国”之路。

“文化大革命”的沉痛经历说明了中国搞社会主义绝不能离开现代化发展目标。因此，这一时期党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智慧，突破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束缚，聚焦“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命题，将对文化的定位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服务，文化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为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聚才汇智的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党重点发挥了文化的思想保证作用，面对“文化大革命”遗毒仍存、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问题，党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208的战略方针，以高度的文化建设力与批判力“破旧”“排异”“立新”，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10］的统一标准团结人民，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9］208凝聚了强大的改革共识。步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人民告别了物资匮乏的年代，更多元化的精神需求随之而来；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内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党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自己民族的先进文化形态。因此，党对文化的认识不再仅是“工具性”“配合性”的存在，而是更关注其“内生性”“本体性”的发挥。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11］重要命题，标志着党对文化的认识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在这一使命的统领下，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与统合作用，使主流价值观具备更稳固的价值框架、更科学的理论支撑、更丰富的逻辑层次，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坚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对外展示中国发展道路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以社会效益为首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充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发展，建立健全现代化市场文化体系，将体制改革创新与文化科技创新充分结合，极大释放了文化的创造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文强国——创造繁荣兴盛、自信自强的中华文化新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成熟独立、更具备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与现代化转型的能力条件。然而，越接近峰顶，攀登之路就越艰难。民族复兴已然行进至关键时刻，为创设繁荣兴盛、自信自强的中华文化新辉煌，党的文化使命有了更新、更大的突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鞭辟入里、立意高远、情真意切的新观点与新论断，从战略高度为党担负文化使命、开展文化建设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形成了体系完备、逻辑严密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正式确立了“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2］同时，首次将文化自信作为检验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衡量标准，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党的二十大提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4］；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5］的新的文化使命，并且突出强调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由此指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问题和关键路径。历经十余年，新的文化使命经历了一个从战略擘画到系统深化的非凡历程。“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旨在将蕴藏于亿万人民中的文化智慧与创造潜能，转化为文化繁荣的磅礴力量，深刻回答了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保持旺盛生机的关键所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直接关乎民族复兴前途命运的现实力量。文化繁荣实质上就是通过构建文化新质生产力，实现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艺事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欣欣向荣之象，使其既有丰富多元的“量”，又有卓越精深的“质”。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叙事策略

毛泽东深刻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6］1298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书写了一部艰苦卓绝的文化奋进史，同样也演绎了一场宏大的历史叙事。这份成功，不仅是因为党具备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更重要的是党采取了科学、系统、灵活、富有生命力的叙事策略，是党在复杂历史语境中准确定位使命、顺利践行使命的关键方法论。

（一）主体性叙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人民文化主体性

文化使命之所以称之为“使命”，必然意味着责任重大，道阻且长，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关键在于党发挥了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成功地唤醒人民、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引领人民，使人民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完善、强大，最终转化成了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是贯穿党担负文化使命的历史全程的关键制胜秘籍。

回首近代中国，为扭转“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民文化主体性的失落颓势，党充分发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将主体性叙事策略贯穿至文化建设过程始终。第一，党努力探索到了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人民在文化层面的自我觉醒与认同。面对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中华仁人志士发起的各种救亡图存之法均以失败而告终。新文化运动，通过批孔反儒的主张，破除群众对儒学僵化部分的迷信，启蒙群众从封建蒙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引领人民突破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感召下，党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用其真理的光辉重新激活中华文明，使人民重新燃起希望与勇气，完成了自我觉醒与认同。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6］1514第二，党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概念，引领人民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7］，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8］17-18}，直至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15］。党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表述引领人民正视、重视、认同、热爱自己的文化，使国人不再认定自身文化命运的发展必须依附、受制、屈服于谁，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而是从“以我为主”的角度出发，以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文化敏感与巨大的勇气决心同“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作最彻底的斗争，坚定不移地选择我们自己要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真正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第三，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扬人民首创精神，激发人民在能动性作用的驱使下积极建构自身文化。“为了谁、依靠谁”是党践行文化使命的根本问题，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构想，将从前只为统治阶级立言的文化转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得到高度重视与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得到充分保护与激发，人民的文化主体意识愈发强烈，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理论创新、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党的历史主动精神渗透在其担负文化使命的每一个具体实践之中，使人民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主体、文化发展的主体，文化使命的完成与每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成功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同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二）问题性叙事：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明晰文化使命的立足点

坚持问题导向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奋斗征程中始终坚持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党从不将“问题”等同为避而不及的错误，而是将“问题”作为打开文化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与动力源。通过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问题性叙事，党精准把握自身的文化使命立足点，真正做到了自身使命与人民共命运、同民族共进步，与时代同步伐、同世界共脉搏。

第一，党注重解决人民的思想困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回答了文化层面的“人民之问”。一方面，党通过不断地理论创新有效回应人民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各种思想困惑。就“古今中西文化之争”问题而言，中国人民对于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自身与他者的关系，或偏执一方，或拘泥于中和。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全面、系统、辩证、历史的眼光探索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等方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党始终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国际化……党既以顶层设计筑牢主流价值根基，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拓宽精神文化供给的广度、深度与温度，打造了诸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精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思想深度与审美品位，使文化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亿万群众。第二，党立足中华文明的根脉，将文化的民族性特质作为关键要素，突出文化发展的“中国特色”，回答了文化层面的“中国之问”。历史证明，失去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谈文化发展，无异于本末倒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5］党始终将对民族性的坚守作为其推进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基本前提，采取中国人民愿意接受且能够接受的方式，选择以承载着国人共同历史记忆与情感基因的载体——中华文明为母体，重点展现文化的民族意志、民族风采、民族自信，突出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第三，党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文化发展的问题，推进文化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得到纵深发展，回答了文化层面的“时代之问”。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史实质上就是一场文化现代化的求索史，无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担负怎样的具体文化使命，都在围绕着“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不懈追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通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着眼于网络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与阵地，直面各种新问题，以新的思路方法、话语体系、体制机制破除了诸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深层障碍，为我国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力。第四，党以高远战略、系统眼光、宽阔视野与博大胸怀主动将自身文化使命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联系在一起，回答了文化层面的“世界之问”。党自成立以来就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越是在“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的严峻国际形势下，党越能够清醒地跳出“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论断，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先进理念，抱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胸怀天下”“以己达人”的文化精神，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凝聚全人类最大力量共同担负文化使命。

（三）本土性叙事：善用“结合”之法，保证文化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源源不断

马克思主义是党最关键、最根本的理论武器，如何用好这个武器，来解决中国文化问题至关重要。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15］可见，“两个结合”正是这一问题的解决之法。党善用“结合”之法，党深刻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精准洞察事物之间的内在契合点与互动逻辑，以“两个结合”的本土性叙事策略成功孕育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结概括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优秀文化品格。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活动将注定会不断地与各种文化“打交道”，不断地产生“结合”问题。党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担负文化使命的过程中进一步创新“结合”之法，在对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的统筹下提出了“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9］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引用列宁著述，“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0］“两论”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规律。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534这一论述明确了中国文化必须走出一条立足于中国独特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文明发展新途径，这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起到了根本性的定向引领作用，同时为“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充足的实践准备。

通过“第一个结合”，党成功地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水土相服”，在这基础上党进一步推进“结合”之法，提出“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旨在深入中华民族的文明肌理之中，直击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能够“入土”还能够“生根”。党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思想精髓、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找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哲学层面的相通性与价值取向的契合性，二者之间深度融通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获得了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更丰厚的精神底色与更牢固的文化底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牢固；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辩证扬弃，完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有效激发了它的内在活力。在这一“化学反应”之下，经过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新时代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与精神动员。这里需要特别阐明，本土性叙事固然强调民族性，但并不等同于“封闭性”“排他性”，其视野与意义是面向全人类的“本土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化”。党通过“两个结合”实践淬炼的“结合”智慧，成功开辟了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本土化”叙事提供了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经验启示

党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所创造的理论、运用的方法、实施的策略、采取的行动等等，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千锤百炼，凝结成了党做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这一论断连续强调的几个“新”，清晰概括了当下党和人民所处的境遇——党和人民处于全新的历史方位，迈上了新的奋斗征程，同时也将面临更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的“赶考”之路远未结束，文化复兴大业仍任重道远，要求我们必须继往开来，从已有的思想宝库与历史实践中提炼经验启示，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在担负文化使命的实践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两者有机结合激发双方共同担当的主体意识，为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践行筑牢坚实的主体基础。

第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1］，必须始终坚持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文化使命的根本保障，具体需从三个方面落实：一是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文化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明确划定文化建设整体建构的底线与边界，确保文化发展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需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媒体传播等各领域中严把政治导向关，以强大的政治定力抵御错误思潮、应对多元文化冲击，确保文化建设不偏向、不走样。二是加强党的思想领导。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435正确的思想领导不仅推动了党的理论不断创新，创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而且充分发挥了文化作为“精神支柱”的作用，培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强，共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发展与深入。三是加强党的组织领导。恩格斯在为《劳动旗帜报》撰写的社论中曾指出：“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22］使命型政党完成使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组织。回顾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已具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成功将先进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以笔为戟，向腐朽与没落开战。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指挥下，一系列文化抗战团体向大众普及教育、组织游行、报道战况、开展公演，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历史证明了党必须具备严密的组织架构，确保文化工作有坚强的组织依托，保障文化工作落地见效。在中央层面，需保证对全国文化工作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与统一部署；在地方层面，各级党委应切实履行“管导向、管阵地、管队伍”的主体责任，推动文化任务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在基层层面，要让党支部成为引领社区文化、乡村文化、行业文化发展的“主心骨”，使党的组织力量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党的十九大报告主题开篇之语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和使命辩证统一、紧密相连，党的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初心则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因此，历史反复证明了党担负文化使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所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3］，这一重要论断重点强调了“人”的重要性，不仅从根本上回答了党的文化使命“为了谁”“依靠谁”的基本问题，囊括了党带领人民进行百年文化探索整个历程中一以贯之的人本精神，而且从更高层面的意义来谈，这里所强调的“人”已升华回归到了人本身。因此，党的文化使命不仅是追求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下，更需要持续深化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战略思考，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根铸魂的作用，着力强化科学理论武装与理想信念教育，广泛开展更高质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涵养人的文化素质，强化人的文化能力，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为人民打造一套完整愉悦身心、丰盈精神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使全民族形成积极向上、朝气蓬勃、自信自强的精神状态，主动投入到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之中。

（二）把握时代变化规律与文化发展规律并指导实践

文化同世间万物一样，亦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党正是始终尊重文化规律，善于发现文化规律，按文化规律办事，才能够准确定位文化使命，确保中国文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行进。从唯物史观出发，文化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因此党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大前提下又要服从于整个时代的变化发展规律，正确认识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在遵循把握时代变化规律与文化发展规律下，党成功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然而这还不足以使中国问题得以解决，更重要的是党能够以整体、系统、协调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党不断在“结合之法”上下功夫，创造了“两个结合”的伟大法宝，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 “能”、何以继续 “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以 “行”、何以继续“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何以 “好”、何以继续 “好”的伟大命题，统筹了民族与世界、守正与创新、“根脉”与“魂脉”、一元与多元等多对文化关系……这些成就都在反复印证尊重规律对于党担负文化使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新时代，党领导的文化建设步履不停、向前行进，文化发展愈发深入，越是在“深水区”在这一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越需要研究规律从而制定正确原则和科学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15］。今天，党担负文化使命需要更系统全面地思考问题，保证文化事业发展要实现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遵循两个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规律的阐释等，更多的文化建设所需要运用、解释、回答的新规律，从而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繁荣之“道”以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之“术”。

（三）始终将使命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贯穿担负文化使命的全过程

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文化复兴任务无比艰巨，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来之不易，而支撑其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正是党崇高的使命意识、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深邃的忧患意识，直至今天仍需继续发扬光大。一是强化使命意识。使命意识作为这一过程的价值原点与精神内核，昭示着我们为何出发、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目标引领与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必然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只有使命意识时刻存在于党的头脑中，党才能够明确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不断鞭策、激励、塑造自己。这份力量将以巨大的驱动性与感染性，提振士气、鼓舞人心，带动举国上下共同为重振文化、复兴中华的伟大目标破釜沉舟，勇往直前。江泽民指出“我们国家制定文化发展政策，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18］188。党的使命意识能否持续且强大与党风建设紧密相关，必须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系统提升党性修养，强化党的精神谱系建设，始终将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为党的使命意识提供重要依托。二是强化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党面对各种文化安全挑战所必须具备的“清醒剂”。中国近代的种种危机归根结底就是文明危机，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换脑”抹去我们的文化印记，通过“换心”根除我们的文化信仰，通过“换血”泯灭我们的民族血性，比起坚船利炮，这种“去魂断根”的文化斗争才是真正摧毁一个民族的武器。过往的惨痛经历时刻警醒我们，文化与国运命脉相连，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安全则国家安全，任何对文化领域潜在风险的轻视或麻痹，任何在思想防线上的松懈与退让，都可能导致方向迷失、阵地失守、人心离散的严重后果。尤其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日益深入、全球不同文化体系激荡与冲突更加频繁、大国关系更趋复杂、文化软实力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党担负文化使命更应该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微知著的敏锐和居安思危的清醒，承继先辈的伟大斗争精神，培养高度文化危机意识，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举旗定向，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各类错误思想作斗争。三是强化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更深沉的历史自觉，是使命意识的现实体现，也是危机意识的战略延伸。近代学者徐复观曾说过，“中国文化是在忧患意识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回顾党领导文化建设所作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以历史的“长镜头”着眼于国家未来、民族前途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风平浪静时仍思虑长远，于细微之处防患未然。党对每一次重大风险挑战的成功化解，无不源于党未雨绸缪下所作出的充足准备与铺垫，取得每一项成就之后党亦从未沉溺于功业之喜而滋生懈怠，始终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警醒惕厉自身，将阶段性胜利转化为再攀新程的动能。在今天，距离建成文化强国目标还有十年时间，党和人民所需要完成的文化任务更加艰巨，需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直面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种种新难题，并将其转化为党和人民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自我警醒、自我审思，脚踏实地，持满戒盈，走好担负文化使命新的“长征路”。

（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4］这明确说明了党担负文化使命，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应该“强”在哪里。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软实力”概念写进党的文件，但实质上自党成立以来，便自觉担负文化使命，相继开展“以文救国”“以文立国”“以文富国”“以文强国”的伟大实践，成功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每一步都与文化软实力发展密切相关。早在革命年代，在党的革命策略中“笔杆子”与“枪杆子”地位同等重要，一本《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就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以巨大的勇气、抱负、担当与热血投入革命，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一首红色歌谣就能够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使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热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这无一不证明了文化的力量。今天虽处于和平年代，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日益深化，党担负文化使命必须增强文化软实力，紧紧抓住亿万中国人民的头脑与心灵，为完成共同的伟大梦想凝聚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同时，还需要认识到强大的“软实力”最终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硬实力”，在发挥文化在精神层面作用的同时，尤其要重视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到来，国家之间文化、科技、教育、人才等硬核实力的较量是无法回避的，必须将新兴科技深刻赋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加快建构高质量的数字化智能化文化基础设施，形成强大的文化新质生产力，最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建设。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党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与世界对话，从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中提炼中华民族的鲜明标识，以变“他塑”的刻板印象为“自塑”的文化主体性，将文化自信融入叙事肌理，通过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使世界真正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山水楼阁中，读懂中国人的情怀与智慧，体悟中国人的精神与价值，树立起更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更加可爱、可敬、可信的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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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求是，2025（8）：4.

作者简介：陈美竹（2001—），女，吉林吉林人，东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岳强（1978—），女，吉林吉林人，博士，东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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