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5年第1期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维向度 

马乔恩，孙 快

（兰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兰州  730020）

【内容摘要】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指向。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何以稳固的问题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特质，以深化历史自觉、凝聚价值共识、开创崭新形态为支点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何以呈现的问题上，习近平文化思想锚定“人民自我”“民族自我”“人类自我”的“为我”逻辑，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定力提升作用；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何以延续的问题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持第二个结合”“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布局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历史高度、实践广度和现实深度，引领文化主体性“再生产”。

【关 键 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12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25）01-0001-11

人总是以主体状态存在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之中，将人的主体性问题置于哲学意蕴进行探讨，就是以“人的主体定位”为出发点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省思。人在物理空间中的主体性，表征为人对自身现实在场的真实把握。而人在精神层面的主体性，则是通过人所创造的文化来加以佐证。坚持文化主体性就是将人的主体性应用场域延展至精神层面，破除精神上的“附庸”状态，拥有对共同体的文化属性及其延伸发展的清晰认知和明确立场，进而追求由自身自由自觉的意识所驱动的自我认知和自我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关键期，面临复杂、激荡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进一步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愈发凸显。要在新时代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保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实现文明更新，就要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意蕴，从核心稳固、系统呈现、价值旨归三重维度上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根基夯实、定力提升、方向指引作用，进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文化自觉的增强。

一、核心稳固：习近平文化思想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根基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面对深重灾难与开展对外抗争的过程中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升华，并且在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后得到进一步深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文化主体性在理论、道路、制度等层面得到全方位的展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也在此时加速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企图通过“精神同化”来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我国文化安全方面的复杂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文化自觉的核心，稳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凝聚、传承与发展的根基。

（一）基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深化历史自觉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中国56个民族深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表现出内在的同质性、完整性与融合性特质。各民族并非简单叠加的集合体，而是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承载着中华民族共通的历史印记，共享着中华文明丰硕的文化成果。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正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皈依与精神家园之中。通过这一视角审视，历史自觉恰如肥沃的土壤滋养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生长，不仅建构了个体与群体之间应有的联系认知，更深化为驱动个体能动抉择的内在动力。

1.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历史文化认同增进国家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礼节仪式、传统美德等文化精粹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亦是现代国家身份构建的基石，彰显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追求。通过传承弘扬本土文化精髓，个体在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同时，也愈发体悟到这些文化特质与国家整体形象之间的密切关联，并逐步加强对国家的认同，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教育显得尤为关键。历史教育不仅仅是向个体传递历史知识的过程，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文化与未来的深刻对话，使每个个体都能在历史的镜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自觉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对此，要以历史学习强化民族认同构建，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置于突出位置，引导人民超越个人的“小写的历史”，唤醒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奋斗历程的深刻记忆，以此促使人们在深入了解历史进程、自觉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凝聚成拥有共同历史观价值取向的民族共同体，为国家的团结与进步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2.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批判错误史观

我们既不能做历史的否定者，也不能做文化的贬低者，不能遗忘传统、轻贱自我。目前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错误史观，正悄然侵蚀着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质疑历史人物的贡献等手段，企图割裂我国历史的连续性，破坏中华文化传承的链条，使得我国年轻一代难以全面、客观地理解我们的文化根源。文化虚无主义则质疑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试图营造出“轻视传统文化”“不信任现代文化”的价值混乱现象。错误史观既混淆了历史的真相、削弱了文化传承的连贯性，更在深层次上动摇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试图在无形之中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2］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错误史观进行了根本性的驳斥，指出其“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从而在学术性、真理性的立场上破除了错误史观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我们要拨开西方中心史观中“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迷雾，进一步构建宏大的历史观，从历史的长河、时代的洪流、全球的风云变幻中剖析历史演变的内在机制，探寻历史本身的规律。唯有确立自身正确分析历史问题的框架，观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我们才能立足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点之上，自主深入地洞察历史发展趋势、界定历史进步范畴、归纳历史演进法则、推动历史发展进程；才能在坚定历史认同的基础上构建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相契合的文化主体性；才能确保中华文化发展既根植于历史的沃土，又面向未来的广阔天地。

（二）基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凝聚价值共识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范畴，是划分各类共同体的“隐形边界”。共同的价值观是社会共同体的“黏合剂”，是民族文化主体性萌芽与成长的基石。任何集体行动若无相应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自觉为内在支撑，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般缺乏内在推进动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1］“统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它通过深化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巩固了政治层面、文化层面上的集体认同，驱动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将凝聚价值共识作为重要导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深刻阐明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天下为公”的思想，实质上凸显了执政者对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以及为大众谋利益的使命。通过实施“仁政”，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生态，民众能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关怀与温暖，进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民众在体悟到国家致力于民生福祉的同时，也能愈发明确自身作为国家一员所肩负的职责与义务，进而形成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为本”“集体至上”等理念，凸显了整体利益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观，推崇协同与共。在当代社会语境下，这些观念能够引导人民投身公共事务，驱动着人民对国家进步的热切关注与坚定支持，从而有效促进民主化进程。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与民族骄傲，激发了个体内在的文化认同感，激励个体将视野投向国家的未来，激发他们为国家兴盛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核心价值观是个人、组织或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信念和原则，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4］因此，共同的价值观是实现价值自觉、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前提。共同的价值观应当至少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将普遍约束性作为核心价值观转化为集体信念的前提。其二，价值观要融合即时的实践性和未来的前瞻性，体现出“可行”与“引领”的双重特性。其三，价值观要体现普适性与独特性的耦合内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指向，是对以上三重规定性的科学总结。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一套广泛适用的规约，实现了对“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立体式覆盖。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因其内容的科学性与全面性，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导向性“目标”。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既彰显了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地域的共通性，也尊重了各民族文化特点下价值取向的独特性。“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多元一体的集中体现。

（三）基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开创崭新形态

“现代文明，表现为现代性、现代文化的先进状态和结果形态……文化呈现相对稳态，而文明则是动态演化的，从传统走向现代。”^［6］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深谙“创新之道”，以主动求变的锐意革新、辩证统一的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的交融互鉴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繁荣发展。当前，面对“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全新的领导视角、深邃的理念核心、独特的历史影响力绘就了中华文明的新样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应用，使之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在文化创造与传承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文化自信，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更是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赋予中华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赢得了决胜未来的历史主动和战略主导，这一思想不仅成为引领历史变迁的根本保障，更成了推动文化创新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文化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这一系列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崭新的历史方位孕育着新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历史作用与现代内涵：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与价值重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活力，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更让中国式现代化承载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展现出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蓬勃生机。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文化创新，是对中华文明的再创造与再发展。它强调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征程。这一结合不仅拓宽了文化视野，更是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激发了面向未来的创新活力，鼓励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探索新的观念、体制与制度，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性，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身价值的肯定，更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诠释。从古老智慧到现代创新、从本土文化到全球视野，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中华文明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它将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一个在文化自信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中国，一个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主体性贡献的中国。

二、系统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升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定力

在对象性活动中，主体性体现为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展现的能动特质，其核心特征在于主体的“自为性”。因而，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主体从“为他”状态中觉醒，实现自我确证与自觉发展，最终达到自由解放的实践表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明实践中推动“真实个体”彰显自我力量，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定力，其中内含的“人民之我”“民族之我”“人类之我”等多层次的“为我”逻辑，是对资本驱动下以个体主义为支撑、以资本逻辑为核心、以自由主义为假象的西方现代文明逻辑的超越与创新，是立足于中华文明，对个体与集体、民族与人类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全新诠释。

（一）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自觉

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自觉，是探索“我”之本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引领的主体性革命，使得西方现代文明中“我”的意识得以觉醒。宗教改革的信仰重塑、文艺复兴的人文觉醒、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极大地推动了个体对自我认知的反思。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个体权利的确认与私人利益的保护充分地体现在“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与管理行为制度化”这一概念中，将理性、目的性强烈的经济及管理行为，通过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以保障个人权益与私利，体现了文明发展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与保护。但是，“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7］。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开创者只是在对人类理性进行抽象探讨的基础上来遵从主体性原则，固着于精神世界所构筑的纯粹状态，规避了对现实历史的承担与省思。纵使黑格尔企图借助主客辩证的镜鉴之力以突破主体性哲学的理性主导地位，却仍旧不自觉地滑向了同样的解读方式——将人类视作原子般的孤立存在。忽略文化主体性独特的历史发展、孕育环境、现实基础及其时代方向等具体特质，将特定地域与时间背景下的文化观念抽象并泛化为普世的主体哲学，可能导致其所孕育的文明在实践中逐渐丧失指导能力、团结伟力与解释效力，最终演变成缺乏根基、无人认同的无根之物。

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将人民至上的理念置于核心地位，不仅在理论层面建构了坚实的人民本位观，更在实践层面引领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方向。它从“现实的人”这一视角出发，洞察人类历史的演进逻辑，强调从抽象的价值符号中解放人民，赋予人民鲜活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一理念的践行打破了传统认知中文化创造权仅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狭隘认知，将文化主体的范畴延展至每一位身处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劳动者。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成果也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品”，而是惠及人民大众的“共有物”。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民立场，鼓励人民群众遵循现代文明发展规律、倡导人民群众主动融入现代文明的发展潮流，同时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髓，不断提升个体在文明形态创新中的主体意识和实践能力，进而避免个体陷入物质主义过度膨胀、精神价值过度边缘化的陷阱。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实践路径，它引领我们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未来不断探索、创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定力。

（二）肯定民族独特价值的主体自信

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回答“何以自为”的命题。西方中心主义以追溯欧洲文明的“根”为根本起点、以“原子式”为根本立场，从西方视角来俯瞰世界历史，始终秉持“同一性逻辑”来看待文化发展。在“同一性”的逻辑之下，文化生产不再是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活动，而是成为资本扩张的“有力推手”。看似个性化实则同质化、规格化、流程化的文化创作过程，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鲜明特征，仿佛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只有“俯首”西方才能真正具有价值。因此，18世纪初的俄国、1839年改革后的土耳其以及1868年开启明治维新的日本等都相继融入了“西方文明”的版图。20世纪以前的亚非国家因未获独立而未被视作这一融合进程的参与者，仅被视为旁观者。事实上，一旦他们挣脱枷锁，重获独立，这些国家即刻就会被贴上“正在西化”的标签。西方文明似乎势不可挡，意图全面取代全球各地的本土文化传统。而强调“同一”的最终目的就是“分化”，西方现代文明正是利用我与他、优与劣、西与东的分化思维打破文化平衡，对世界文化进行重新估量，进而为西方文明的“绝对先在”地位提供合理支撑，给传统的东方文明打上“落后”的烙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赋予文化“同质化”以正当性的根本目的，依然是推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意识形态，旨在最大限度满足资本受益者的利益，推行霸权统治。

深刻认同中华文化的专属价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是文化主体历经岁月洗礼仍能保持其发展自主性与价值特有性的基础。中华儿女辛劳奋斗五千年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是培育文化主体自信的沃土。文化主体自信是对展现着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开拓进取、矢志追梦的崇高民族精神的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历史进程的自信，是“真实存在的”而非“虚幻无实的”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西方“分化思维”的超越，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基础，为中华文明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实现独立自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立足于“主体间平等”的文化立场，深刻反思并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预设的“主客体对立”的角色设定。它对西方中心主义所营造的“价值偏斜”论域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秉持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原则，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强调在文化对话中既要坚定地维护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又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平等对待其他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避免了“主客体对立”的文化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层面的支撑，在全球文化对话中展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文化主体的自信，不仅在于对传统的传承，更在于对未来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的活力。通过创新，中华文明能够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自我更新与发展。这种创新既是对传统智慧的再创造，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再呼应，是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动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不仅是一次文化上的复兴，更是一次精神上的觉醒。它不仅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更推动中华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三）推动全人类解放的主体自由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理念，借助契约精神和立法原则守护个人的自由空间，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然而自由主义构想的个体是一种超脱于社会关系、摒弃文化滋养、丧失独立特征的抽象存在，其存在与本质仿佛是两股不相交的平行线，形成了理论上的空洞设定。在资本逐利天性的推动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开始松动，其预设的自由个性不再是自我实现，而是成为个性膨胀的催化剂。因此，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实际运行中，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扭曲为一系列价值冲突：利己主义如野草般蔓生、霸权主义的阴影笼罩四方、民粹主义的呐喊撕裂社会共识、相对主义的风潮模糊了道德边界。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各种价值撕裂的危机此起彼伏，人类所追求的真实的自由与解放被虚假的自由与民主幻象所吞噬。“如果说自由主义原子个人的生成，取决于个体摆脱集体，那么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就只有通过参与集体、融入集体才能获得自由、实现自我。”^［8］为了稳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主体能力，就必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分化”的思维模式，转向更具包容性的间性思维，以普遍联系的视角关注并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进步与繁荣。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传承上，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大我关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以热爱和平、包容并蓄的胸怀著称于世。“协和万邦”是源自《尚书》的古训，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理想社会的写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这一古训新的时代内涵，孕育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强调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谐共处，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切关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全球性挑战的清醒认识。它倡导各国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转而寻求合作共赢，共同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这一倡议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更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文化思想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合理成分，并将其转化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全新思路，展现出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亚欧非三大洲，旨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经济融合与人文交流，为全球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也为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提供新动力。全球文明倡议，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另一重要实践。中国致力于通过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构建起多元共生、和谐共处的世界关系。全球文明对话既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也为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中国方案，以其独特的智慧和力量，正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秩序贡献着中国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球舞台上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贡献。

三、价值旨归：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方向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应是与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的融合而非割裂，否则中华民族可能在缺乏深度与原则的“文化创新”浪潮中遭遇自我怀疑与自我削弱。为此，坚守并发扬自身文化，保持文化特性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始终处在内外复杂环境的考验之中，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塑造和强化。当前，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仅要求我们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稳固其根基、在深刻把握自为逻辑的基础上增强其定力，还要求我们把握面向未来的实践推进逻辑，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建构过程中的“再生”提供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规律，对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方向进行了深远而全面的布局。

（一）“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历史高度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第二个结合”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凭借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犀利剖析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远见卓识，彰显了深刻的现代意识与前瞻视角，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和合共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异曲同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提供了条件。这一融合过程是互动的、交织的，勾勒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路径，奏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华美乐章。

1.在“思想解放”的认识高度上阐释“第二个结合”之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大意义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回溯百年历史，视野的局限、格局的狭小以及思想的僵化皆是文化主体性缺失的体现，这注定了中华儿女将经历苦难，中华文明亦将面临沉浮。近代鸦片战争的爆发暴露出中华文明延续的困境与中华文化衰落的现实，深刻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局限性与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紧迫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如同一针“强心剂”，激发了中华民族深藏心底的坚韧之心与进取之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揭开了新篇章、为塑造中国独特文化身份奠定了新基础、为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奏响了新序曲。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以理性态度正视历史文化遗产，巧妙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杂关系，立足“古今中西”兼容并蓄的广阔视野，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在近现代全球文明的画卷中，“第二个结合”作为思想解放的卓越实践，标志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跃升为主动的引领者，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这不仅是文化与思想的深度融合，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历史进程的主动把握、对现实境况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前瞻规划。

2.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并非将抽象的知性概念机械地运用于实践，它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具体的现实环境和特定的价值体系，是对社会进化法则的深刻领悟、谨慎实施与灵活调整。它展现了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达到的和谐共存与融会贯通的状态，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哲学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质，深深植根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实践智慧中，贯穿于其发展的每个阶段。若丧失文化主体性，我们将难以从根源上颠覆“西方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模板”的错误认知，无法坚定地摒弃封闭僵化的错误路径。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探索与实践，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验证表明“第二个结合”蕴含着卓越的实践智慧，确保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9］。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视域深入解析“第二个结合”对于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智慧，实质上就是洞察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根植于本土国情、彰显其独特的文化正当性。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之道及其显著优势的内在逻辑。

（二）“文明交流互鉴”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实践广度

回溯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文明若身处封闭与狭小的环境必将停滞不前，唯有秉持开放与包容之心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进步。我们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转而以“共荣”的心态去欣赏并接纳与我们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异域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于认同并珍视全球文明的多元性，同时肯定各文明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独立性。“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10］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与文明的常新彰显了其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和谐共生的独特气质，在持续的交流互鉴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繁荣发展，更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坚实基石，书写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篇章。

1.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第一，加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9］一是探索并提炼中华文化的哲学精髓，激活中华文明超越时空的魅力。二是挖掘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通过传统节日、历史遗迹、名胜古迹、礼仪文化等载体创新性地展现中国形象和构建话语体系，加速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三是借力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智能化传播，以丰富多样的形式，让世界人民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文明发展实践中倡导“交流、互鉴、共存”的理念，旨在推动中华文明与全球文明的共同繁荣。一是创新性地将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中，秉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原则，促进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实现与世界文明的共生共荣，共同塑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二是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以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这要求我们超越“独家制造”的狭隘观念，充分利用文明“转借”的优势，让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的协同效应，进而形成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系，开创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2.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基于全球文明互动的丰富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其核心目标在于增强国家的文化吸引力，加速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拓展中华文化的国际辐射力。

第一，深化文明对话，加强优秀文化“引进来”。通过文明的交流与鉴赏，汲取外来文明的智慧精髓，增强中华文化的内在凝聚力与导向力。一是利用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特性，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养分，经过本土化创新，催生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下的文化新生，加速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体系。二是促进中外文化间的平等对话，高举文化自信的大旗，坚守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确保中华文明在交流融合中保持其纯粹性和鲜明特色，彰显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中国文化软实力。

第二，以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一是构建创新平台，拓展文化触角，创新性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实施海外文化传播项目，搭建多元化的对外交流平台。以此加强双向文明交流，使中华文化跨越国界，增进他国对中国的理解。二是优化传播话语，彰显文化价值，采用“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前沿概念，打造适应国际传播的中国话语体系，向世界传递当代中国文化的精髓，为全球文明的演进贡献独特的思想资源。

（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现实深度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植于本土文化根基，通过独具中国特色的解读视角和行动策略孕育了中华文明的现代风貌，塑造并强化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意识。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其显著的实践效能，构建了现代文明自主发展的生态环境与实践平台。它孕育的各类成果，如制度体系、文化形态等，深深植根于中国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展现出融合新时代特色与民族个性的现代文明属性。现代化实践对传统文明的重塑与振兴，孕育了中国现代文明的独特气质——既坚守传统精髓，又勇于开拓创新，昭示着中华民族拥有强烈的自我建构意识和超越精神，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正因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而逐步变为现实。

1.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同向关系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辩证关系，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先决条件。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统一性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一，在历时性的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呈现出“动态的关联性”。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始终秉持“自主”的精神内核来建构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孕育而生，坚持不照搬西方模式、根据中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其二，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系统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唯物史观强调，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构成部分，其孕育、演变与社会存在的变迁紧密相连。因此，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本质上也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成果。时至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演化为一个全面覆盖社会各层级的系统性工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也就自然而然地融于其中。其三，从目标论的视角深入剖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核心价值追求。这一目标立足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积淀，旨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在全球文明对话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则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构建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文明形态，实现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与升级。

2.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物质基础

从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理解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比较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两大显著优势：超越了西方传统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展现出独特的比较优势；深深植根于中国独有的文化土壤，散发出浓郁的中华特色。这两点优势溯源于延续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自信。这份自信是自立自强的基石，它确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会轻易地被外界所左右，也使中华文化的内涵与价值难以被他人简单框定。其二，在文明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层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中对财富积累的单一追求，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兼顾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之路。在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高度重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确保人民不仅能够共享物质文明的硕果，也能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滋养。其三，在主体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人为主体的本质，而非主体为人的本质，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从本质上讲，是该族人民的精神特质与集体意识的映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人的现代化”作为其核心理念，与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传统价值观高度契合。因此，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落实“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必将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达到更为精深的境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52.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J］.中共党史研究，2013（9）.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89.

［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0.

［6］任平.理解与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哲学解读［J］.学习与探索，2024（1）：1-9+174+185.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2.

［8］曹天予.权力与理性［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1.

［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7.

［1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

作者简介：马乔恩（1989—），女，甘肃临洮人，法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亭青年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孙快（1997—），男，甘肃酒泉人，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本文章仅供学习交流，为便于阅读，已省去原文中图表等部分，如需学术引用，请以其发表期刊全文为准。版权归原作者、原发单位、原发期刊所有。如对我们发布的内容有异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删除。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