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4年第5期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

江可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026）

【内容摘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基于矛盾分析方法，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力以及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矛盾，蕴含着通过解决矛盾以促进社会转型的实践智慧。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明辨敌友中发掘革命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扫清了政治障碍，继而在化解矛盾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和物质基础，并在新时代以美好生活需要为定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推进。这一探索过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即在识别矛盾中反映人民迫切诉求，在明晰矛盾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解决矛盾中摒弃西方现代化对外转移矛盾的老路，从而扬弃资本逻辑，锚定阶段目标，探索出以人民性为价值底色的现代化思维、以独立性为精神内核的现代化典范、以和平性为发展逻辑的现代化路径。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探索；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24）05-0012-10

 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系统阐释，是党的二十大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1]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坚持走自己的路，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及其现实意义，对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维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呈现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其理论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唯物辩证法为深层思维方式，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内在动力，从而创制出的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矛盾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观察人类社会变迁的哲学根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相对立的思维方法，辩证法始终将世界视为矛盾运动着的“过程的集合体”，对事物的认识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结和运动方面进行考察，而形而上学将事物当成是彼此孤立的、片面的、凝固的研究对象，将矛盾之物看成是不可调和的两极对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曾经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进行了简要回顾：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确地表述了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和消逝的世界观，亚里士多德曾对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进行了研究，近代哲学虽有笛卡尔、斯宾诺莎作为辩证法的代表，但总体思维方式趋向形而上学，而黑格尔哲学中最大的功绩在于恢复了辩证法的思维方法。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意义在于基于事物内在矛盾阐释发展动力问题，超越了西方哲学从外部超验之物阐释动力源的传统，并且赋予了矛盾以积极的超越意义，但他将辩证运动之动力归结为绝对理念，其理论的唯心主义与自我封闭性扼杀了其辩证法在回答现实问题上的有效性。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将其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他们认为要解码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必须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探寻，观念不过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经过改造后的反映，从而将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窠臼中拯救出来，并使之从分析人类精神运动的方法论转变为分析人类社会形态历史变迁的方法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经典表述，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生产关系与之产生矛盾并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此时社会革命便会产生，与经济基础的变化相对应，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革^[2]。如此，马克思便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为分析框架，揭示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和必要条件。基于对人类社会的现实矛盾进行分析，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变迁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及其在阶级社会中具象表现的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隐藏在重重意识迷雾包裹下的社会历史发展之谜。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着对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深层动因的深刻揭示，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起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而社会基本矛盾变化的具体表现便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存在难以根除的内在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最初始于一部分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企图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命运的探索。曾几何时，为扶大厦之将倾，无数仁人志士曾向西方苦苦寻求真理，其间模仿了各种外来的现代化方案，但都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方案，“这一百年的现代化又缺乏历史连续性，不断打破又不断重新做起”^[3]。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学习，但始终未能改变现状，直至在种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认识世界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的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客观评价了其历史进步性，但同时也洞察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露和对剩余价值的发现，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始终要面对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作为这一基本矛盾具象表现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其解决矛盾的方式总是倾向于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行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以暴力手段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伴随而来的是社会撕裂、贫富分化和文明冲突。列宁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援引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的观点，“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4]，表明了西方式现代化解决社会矛盾的逻辑是通过占领新的土地、掠夺新的资源等方式缓和国内矛盾，而非从根源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的旧有思路中觉醒，深刻认识到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意识到要在解决本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马克思主义蕴含着通过现实运动解决矛盾以促进社会转型的实践智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不是自我封闭于书斋中的孤寂研究，而在于通过揭示矛盾，进而化解矛盾，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面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放弃了原本安逸富足的生活，毅然走上了一条探寻矛盾何以解决、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在如何对待现实矛盾问题上，马克思始终反对以宗教的慰藉取代现实的斗争，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宗教赖以生存的社会世俗基础，需要剖析现实世界的矛盾，主张通过实践活动化解现实的社会矛盾，进而通向人类解放之路。

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中的现实矛盾进行分析，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及其命运走向进行剖析，阐释了人类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原则，由此阐明了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即无产阶级要承担起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历史使命。这种研究取向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单纯解释世界的学问，而是具有通过解决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而通达人类解放之路的理论旨趣。因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基于矛盾分析方法把握社会转型的动力，并且批判地改造现存世界的实践智慧，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寻求现代化转型之路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回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可以发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一）在明辨敌友中发掘革命力量，扫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障碍

 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曾经历对西方现代化方案的模仿阶段。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陷入了救亡困境。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各种社会力量，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难以科学把握近代中国的矛盾，也未能清楚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采取的现代化方案大抵是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等。这些现代化方案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简单模仿，难免会陷入依附性的状态，也难以超越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先行者。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后，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重新观察近代中国的困境，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探索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最初以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态呈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便是要推翻旧的经济基础以及在此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撬动和清除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6]。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指出，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7]322。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体系中占支配地位和起决定作用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多变，能否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分清敌友，事关革命党能否正确领好路的问题。总体来说，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8]。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呈现出更为具体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逐渐深化。为了反帝反封建，在大革命时期实现国共合作，形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9]。日本全面侵华后，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在抗战结束后，美国采取了“扶蒋反共”的策略，从各方面援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长期以来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10]113，革命目标在解放战争时期集中表现为推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统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特征，分清不同阶段的朋友和敌人，在明辨敌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带领人民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战略目标，形成推动革命胜利的强大革命合力，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扫清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治障碍，夺取政权实现全国解放，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提供根本社会条件。

（二）在化解矛盾中曲折探索，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因时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明确方向。实践证明，凡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正确，便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顺利展开。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澄清国内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模糊认识，明确要集中力量打击“三座大山”残余势力。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又借用中国古语“纲举目张”来阐释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12]302。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阶级、两种道路的矛盾，主要指要进行所有制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意义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核心内容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且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12]301，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帷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便以“一化三改”的方式展开，其既明确了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明确了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效仿苏联模式，由此开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明确标志、以五年计划为实践方案的现代化道路探索。通过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为突破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得到基本解决，此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是一个新的课题。能否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事关如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我国坚持以苏为鉴，进一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并区分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两种矛盾。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能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弯路，要对他们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此后，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其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3]341。历史已经证明，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围绕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将我国建成先进工业国的主要任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由革命转向建设过程中关于矛盾问题的有益探索。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的“四个现代化”也被写入了八大党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3]315-316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作出新的阐释，不再单列交通运输业，提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0]116。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而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成了现代科学技术，这便是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新内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四个现代化”内容的提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认识逐渐深化，以解决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与先进工业国理想之间的矛盾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的八大之后的主要任务。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极端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没有太多经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了反复。在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之后，“左”倾思想逐渐反映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上，此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认识。随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遭遇了严重挫折。

（三）纠偏矛盾认识并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实践表明，以阶级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要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认识进行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彻底否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认知已经改变。此后，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围绕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并于1979年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5]163。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意识到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明确走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轻易转变战略，“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5]250；二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对经济运行方式进行一刀切式的意识形态划分，探索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突破相对封闭的空间限制，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了使目标更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先温饱，后小康，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在“三步走”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此后，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的需要虽然主要表现为物质文化需要，但也逐渐显现出其他领域的逐渐拓宽，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框架和具体路径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从“两个文明”“两位一体”到增添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再到包含社会文明建设的“四位一体”乃至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囊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上，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对我国现代化的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战略目标的表述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推动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不断壮大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四）以美好生活需要为定向，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觉察到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谋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明确了阶段性目标和根本性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口号，“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16]。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性变化积淀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成就之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定向，实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理论创新和历史性实践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出发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共性特征，并高度凝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和九个方面本质要求，立体地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现代化叙事的时代意蕴^[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8]这一阐释表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属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取向，蕴含“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三者关联的逻辑线索。从社会需要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大幅下降，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全方位高层次宽领域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社会供给端来看，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在外汇储备、贸易进出口总额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要已经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社会制约因素已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展开需要直面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状况，将着力解决的问题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致力于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作出具有大局观的全方位战略判断、整体规划和制度安排。新时代的人民美好生活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方面的需要，是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需要端的新变化，对应着眼于供给端的“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崇拜的全面性和均衡性。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带来的新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继往开来中进行了总体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推动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迈出实质性步伐，系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以两个“十五年”勾画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愿景。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鲜明特征、战略安排、本质要求等方面作出了系统阐释，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作了谋篇布局。新时代十年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问题导向，大大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规划均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新时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勘定新的发展阶段、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塑造新的发展格局，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理论创新和历史性实践推进。

 三、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史，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出一种异于传统现代化逻辑，兼具人民性、独立性、和平性的现代化道路，对人类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在识别矛盾中反映人民迫切诉求，扬弃资本逻辑，形成以人民性为价值底色的现代化思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9]历史表明，科学理论对于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实践创新又会不断促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从真理的绝对性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追求，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解剖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中解答了人类社会形态更替之谜，为中国共产党坚定人民立场和科学认识社会矛盾问题奠定了哲学基础。从真理的相对性维度来看，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一阶段、某一部分的认识，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现实的人”及其需要也在不断发展，因而主体认识也应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把握不同时期的人民需要，与时俱进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成功推进了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0]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来其他社会阶级的认识局限性、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前提，同样也是能够开辟出具有人民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从本质规定性来看，要明确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而不是其他哲学的范畴，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也不能忽略其所属的理论属性。诚如不能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成一种无党性的普遍处事技巧^[21]，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够将其纯粹当成无阶级立场的抓住中心任务的思维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则容易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简单化为任何组织都可轻易认识到的“主要任务”“主要问题”这类价值中立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涉及的是价值排序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认识主体所看到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譬如，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中国共产党能够站在人民立场上作出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判断，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自身特殊阶级的立场上则会得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的理论探讨，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始终以人民需要为出发点，并能够在广泛动员群众中不断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顺应民意以化解民忧，进而推动社会转型发展。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动调查研究，动态把握人民群众需要的变化发展，从推翻“三座大山”，到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如今满足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满足迫切需要、持续改善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展开的。这种新型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解决为历史主线，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中心任务，突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追求资本增殖为核心诉求的传统模式，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提供了以人民性为价值底色的现代化思维。

（二）在明晰矛盾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锚定阶段目标，树立以独立性为精神内核的现代化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逻辑，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并未将某种传统现代化模式视为标准样板，跟在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独立自主为精神内核，正视和解决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道路具体化为对我国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之路，从而锚定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了现实性。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2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具有独立性的现代化道路，其展开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明晰息息相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下，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再重蹈资本主义现代化覆辙，明确将包含帝国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视为革命对象，形成了以《矛盾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提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7]326-327，从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彻底突破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式迷信，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根本上将民族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矛盾过程中，党领导人民通过“一化三改”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使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稳过渡，由此使民族复兴伟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轨道中继续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制度根基。在对苏联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反思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不仅提出以苏为鉴，还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十对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3]。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明确突破苏联的现代化模式，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建设需要妥善处理我国社会矛盾关系，彰显出异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哲学智慧和鲜明风格。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纠偏，提出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时空压缩”的方式经过数十载走过了先发型现代化国家需要数百年才能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改变了阻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为民族复兴伟业积淀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持续激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活力提供了机制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洞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定向，坚持自信自立，积极应对“两个大局”相互交织背景下的新矛盾新挑战，致力于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使民族复兴伟业的制度保证、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都得到进一步提升，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开拓达到了新的高度。总而言之，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成功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难题，在这一过程中自主地开创和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其他民族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三）在解决矛盾中摒弃西方现代化对外转移矛盾的老路，告别“国强必霸”，探索出以和平性为发展逻辑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既强调独立自主，又坚持对外开放、互利互赢，呈现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因而也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路径选择。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传统大国崛起的“国强必霸”逻辑，打破了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

从现代化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社会转型之路，也是在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以和平方式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二者的道路同程，肇始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也由此摒弃了对西方式现代化方案的简单模仿。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矛盾性，而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通过战争和暴力以扩大市场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以对外转移矛盾的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对外转移矛盾，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摒弃了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传统逻辑，从未主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和加剧国际矛盾，而是在接续性解决自身的主要矛盾中以和平发展方式走出来的。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决议中，曾有一段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社会问题的总体性把握，“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3]341。如果将其转换为惯用的社会主要矛盾话语，可以将其理解为：从近代百年的历史来看，我国始终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矛盾的一端表现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需要，矛盾的另一端则表现为我国作为落后农业国的现实状况。实质上，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矛盾之解决也均是为了推翻中国式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切障碍。在新时代，这一目标具体表现为改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追求，具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目标指向。中国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受害者，通过自身的持续性奋斗实现“站起来”和“富起来”，在逐步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中始终坚定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摒弃零和博弈和以邻为壑的西方现代化逻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现代化事业积累了新的成功经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了日益彰显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新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592.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86.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7.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1.

［9］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9.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6.

［17］顾海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回溯和时代蕴含［J］.红旗文稿，2022（2）：4-11.

［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5.

［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4.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37.

［2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J］.哲学研究，2010（10）：3-10+128.

［2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3.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

* 作者简介：江可可（1992—），女，安徽安庆人，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本文章仅供学习交流，为便于阅读，已省去原文中图表、注释、参考文献等部分，如需学术引用，请以其发表期刊全文为准。版权归原作者、原发单位、原发期刊所有。如对我们发布的内容有异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删除。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